力具有了相对人不得不服从的性质，也使得权力具有滥用的可能性。权力的支配性是不可缺少的，这种不可缺少的属性又使对权力的法律控制成为必须。

　　权力具有权威性。没有权威性就没有权力。不论是什么学者，在对权力进行定义或者论述时，都无一例外地肯定权力具有权威性。权力权威性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权力运作的规则性。无规则的权力运作只会导致人们的反感、不安，而决不可能给人们和社会带来自觉服从与安全稳定。二是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公开是权力的必然属性与基本要求。没有公开性，权力就没有权威性，其特定性就难以明确，强制性就难以体现，权威性就无从产生。权力的公开性是权力运行的可预测性必要条件，但权力未必能使自己的公开性得以彻底贯彻和体现。如果运用法律来规制权力，就可能保证权力的权威性。法律的权威性、公开性和可预测性与权力的权威性相得益彰。 权力具有组织性。国家权力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支配力量。它需要有组织的国家机构来分配、行使。由于权力系统是复杂的，因而必须运用法律予以专门的调整。如我国 就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

　　权力的人民性、相对性、支配性、权威性、组织性都决定了它必须有既定的规则作为其正常运行的保证。而能符合于权力的性质又能使权力不至于异化的规则，只有法律，只有良法而又很好地实现的法治状态，也就是只能在法治的社会环境之中，权力才能不被非常变异。

　　（三）权力的行使要求法律控制

　　权力的拥有与行使可否是不同主体，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权力是不可分解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可以分解的。在专制统治之下，权力是没有可否分解的问题。然而，代议制的产生，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已经使得民主成为了人类普遍的追求（不管这种追求是否成为了现实，这是另一个问题）。在民主政治中，权力的不可分解只是在根本意义上的。抽象的整体的权力属于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不允许被分解。在具体的每一个权力的行使意义上，权力是可以分解，也是必须被分解。因为人民拥有的全部权力并不都是可以由全体人民共同直接行使的。因此，权力的最终归属属于人民，整体权力也只能属于人民，但各个具体权力则必须由人民委托其信赖的个人或者组织来行使。受托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或者组织，何以知道人民的愿望、意志，他们行使权力的行为是否是忠诚于人民的，这都需要法律。需要法律来记载和表明人民的愿望与意志，需要法律作为受托者行为的根据，需要法律作为检验权力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法律是人民控制权力行使的手段。 权力行使之所以需要控制，是由权力行使的主体因素决定的。任何非整体的具体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各个权力主体都有自己的权力认知能力和水平，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对权力具有完全统一的行使方式、程度和效果。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控制。

　　权力行使之所以需要控制，是由权力行使的过程因素决定的。权力的行使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除了时间的因素外，还会有各种因素介入并发挥作用。时间的变换中，会发生过程的变化，各种因素的作用更可能改变权力行使的状况和后果。权力的行使过程的各种变数决定了，必须对权力进行必要的控制。

　　（四）法治-权力控制的途径

　　权力的控制手段很多，有道德、教规、纪律、政策、利益、责任和法律，等等。在众多的手段中惟有法律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邓小平在论述有关问题时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这也是邓小平理论中关于运用法律控制权力的重要论述之一。法律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由于法律具有其他任何手段都不具有的公开性、国家强制性、国家意志性和普遍约束力。法律是控制权力的最佳手段，但并不是有了法律，就等于有了权力的良好控制。法律必须在法治化的社会状态中才可能发挥出对权力的控制效用，充分实现其权力控制功能。

　　权力的控制方式很多，适度的控制模式必须依赖法治。在权力控制中有集权与分权的权力控制方式。任何非专制的权力控制方式都不能离开法律的作用。权力的必要集中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集权，各分散的权力就可能摆脱控制或者不受控制而滥用。权力过度分散，高层次权力就难以对低层次权力进行控制。权力的适当分散同样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分权，权力就可能因为过度集中而导致专制，使各个专制的权力不受约束，社会就会蒙受重大的损失。孟德斯鸠认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如果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则一切便都完了。” 权力的机构应当是必要的集权与适当的分权的有机结合。然而在权力的社会实践中，常常出现的是两个极端。一是过度强调集中，形成专制集权；二是过度强调分散，出现无政府主义。如何保障权力的适度集中与分散，就必须依靠法律的作用和力量。

　　中国是一个重视吏治，强调治吏的国家。早在先秦时代，法家就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点。中国历代王朝都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加以特别的强调。在夏朝，有就运用派遣使臣、诸侯相互监督、天子巡行等方式对下属官吏进行监督的制度。以后各朝各代都有自己制约官吏的法律和制度。侧重于对官吏的失职、擅权、贪腐进行惩罚。实行了官吏的考核制度、本籍回避制度和举报制度。

　　中国的治吏传统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当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作为法治来说，其所治之关键在于治权。而治权的实质是治吏。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中国的治吏的传统对于倡行法治是有所助益的。法治对于权力的约束的规定性，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为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传统所接纳的。

　　但是，中国的传统的治吏不是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中国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中国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两者所存在的政治体制也是不同的，中国治吏是在专制政体中的权力控制手段，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是民主政体中的民主和法治措施。两者的控制方式也是不同的，中国治吏所采用的主要是人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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