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实现了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学的高度统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学体系；二是把人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方面的特征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方法学有着鲜明的人学导向，而毛泽东的人学思想也从其方法学当中引申出基本的方法原则。 
一、毛泽东方法学的中介功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极度关注 
人学，就一般意义而言，是研究人的科学。人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般的人或人的一般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人学理论的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存在的图景；另一部分是一般的人或整体的人发展演化规律的图景。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人，是实践的能动的人，而非抽象的自然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动的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一方面，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自身内在的尺度，他总企图超越其生存的受动性与偶然性，要求在创造性活动中改造与否定客观世界的现存状况，使世界不断朝符合人的目的与理想图景的方向发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必须提升到实践的高度，即提升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哲学把人抽象化的理论弊端，开拓出一条走出人的“抽象王国”，进入人的“现实王国”的现实道路。 


国外有学者曾指出：“毛泽东的全部著作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1] 这种说法指明了毛泽东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高度重视。联系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实践的重视是源于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深切关怀。这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 并力图在“解释世界”的理论和“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探索一个中介。这个探求的过程是内在地包含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发展过程当中的，其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的方法学体系。毛泽东方法学的全部着眼点在于如何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结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功能，从而达到“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3]的目的。例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科学地探讨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论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两次飞跃的原理，并且强调了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意义更加重大。但是人们往往认为理论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直接指导实践，因而忽略了对联结两者的中介的研究。康德曾明确指出：“不管理论可能是多么完美，看来显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仍然需要有一种从这一个联系到另一个的中间项。”[4] 毛泽东则更形象地强调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5]在这里，毛泽东把方法问题同实践的效果直接联系起来。如果说，毛泽东主张把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那么，这种理论也只有转化为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器。可以说，在毛泽东方法学的这种中介功能，内在地包涵了人的目的性要求和理想蓝图，它以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为目的指向，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二、毛泽东方法学的核心原则，强调了人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人学热”的出现，同当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境、挑战有关，即旨在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为之提供一种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人学兴起的实践根据。在这种实践根据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刻的理论动因，即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以形成关于人本身的完备认识，这是人学得以出现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6]也就是说， 人学在关注其自身同客观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同时，还须对其自身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进行反思、追问，旨在研究如何经由思维方式的革新尽快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毛泽东方法学强调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原则，内在地体现了人学的这一本质要求。 
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虽然他此时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但作为一个人学观点，这句话不无道理，表明了青年毛泽东对人的思想进步的极度重视。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接着对两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说明了毛泽东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他对方法学核心的基本看法：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统率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思想方法正是主体思维方式中最革命的要素，科学思想方法是导致思维方式革新的首要前提。毛泽东毕生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中寻求提炼解决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为了长期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探求一条革新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新途径。毛泽东的这种探求，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下自觉地进行的，体现时代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打破中国的大门以后，急剧激化的民族矛盾就把现代化的问题提到了中国人民面前。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要求和实质内容，同时，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又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变革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革新的主旋律，中国近代人学兴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正是植根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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