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东欧中亚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05
【原刊页号】40～46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301
【 标 题】试析东欧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之关系
【 作 者】高歌
【作者简介】高歌，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内容提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长达几个世纪的占领，特别是一战后的英法和二战后的苏美出于自身利益对东欧国家边界的划分，造成了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内部民族杂居的局面，各民族间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与不同的领土要求相结合，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既有东欧各民族对苏联控制的反抗，又有东欧地区相邻各国间的民族和领土争议，还有各国国内民族间的相互斗争。在东欧政治转轨的过程中，民族问题始终如影随形，民族平等和独立的要求成为政治转轨的重要推动力，政治转轨的展开、原有政治格局的失衡则更进一步刺激了民族诉求，加剧了民族冲突，而东欧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异常复杂的民族纠纷以及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影响着政治转轨的进程。


【摘 要 题】世界政治
【关 键 词】东欧/民族矛盾/政治转轨
【 正 文】
　　一　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与政治转轨的开始
　　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东欧的争夺和占领，给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政治地图的划定更使少数民族问题凸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交战，民族积怨加深。战后，苏美等国对欧洲的重新安排使得东欧归于苏联麾下，苏东之间、东欧各国主体民族之间、乃至某些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矛盾盘根错节，复杂的民族关系贯穿了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始终。
　　如果把东欧各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们都是处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从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的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主权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欧各民族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不满，促使其为摆脱苏联控制，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式的政治模式，走上了政治转轨的道路。
　　东欧因其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自二战结束前，苏联就开始了在控制东欧方面的动作。二战后，伴随着苏美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苏联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监控。1947年9月，苏联发起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和1955年5月，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借助这些组织苏联开始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推行苏联模式，并以其利益规范东欧各国的行动，对东欧国家出现的独立自主倾向，轻则批评、干预，重则武力相对，与东欧各民族的矛盾日渐加深(注：只有保加利亚与苏联自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剧变前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遗患无穷。苏南冲突的爆发使苏联为清除铁托独立倾向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带动作用，加大了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结果更激化了东欧各民族与苏联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民族主义复活的原动力来自于斯大林本身，当时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发起或它同意的对诸如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安娜•波克等犹太族领导人的清洗。”(注：Jeffrey Simon,Trond Gilberg(ed.),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Na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Westview Press,1986,p.71.)苏联对波匈捷三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他们对苏联的怨恨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最终变为对当权者的反抗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不仅如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东欧国家主体民族间、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纠纷。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二战后，建立南、保、罗和阿联邦以及南阿合并计划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虽无法断言这样的联合一定有利于缓和民族纷争，但其后形成的保苏、南罗和阿尔巴尼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无疑埋下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冲突的祸根；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苏联胁迫匈、波、保、罗、捷各国对南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并在匈、保、阿等国大揪“铁托分子”，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波兰，1968年，苏联联合波、匈、保、民德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强烈抗议，此外，苏联对捷内政的干涉还加剧了捷国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间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为主力的改革派被镇压，斯洛伐克族领袖胡萨克当政，斯族在党政部门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命脉，这使得捷克族深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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