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孟子曾说过，益友有三，直、谅、多闻是益友。那么，余秋雨很直率地表示如果搭不起第四座桥，缺乏有终极关怀的生命体悟，那么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意义就没有办法公诸于世；陈瑞献的慨切陈词，一定要通过顶峰经验，有开悟的心灵，才能够创发文化的生机，达到真正的东西对话；高希均则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考察传统文化价值的利弊，特别突出开放社会的重要性，不仅是要有储蓄，有危机意识，而且要特别重视教育，强调伦理价值和人文精神。他们的讲话使我获得很大的启发，因此我在考虑我的发言时，自觉颇有教益，也改动了一些我原要提出的观点。

公众智识分子须接受通识教育

　　去年，我曾到新加坡参加国立大学中文系所主办的儒学与世界文明的国际学术会议，我的报告环绕着《从儒家的人文精神来看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课题而展开，并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公众智识分子的观念。所谓公众智识分子，是指一群关切政治、参与社会，而且醉心文化，也就是对文化有兴趣，也有研究的读书人。我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在场的1200多位朋友，都是公众智识分子。我希望也相信公众智识分子能够为文化中国——就是广义的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注入养分，使它从薄到厚，同时使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从稀少到多元。这要靠所有公众智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当然也要配合全社会，甚至散布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这些工作必须同时开展，才能够为“第四座桥”的建构创造条件。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即使没有“顶峰经验”，我们亦可堂堂正正做人，也可以发展我们积极的作用。如果有“顶峰经验”，因有了宽广的价值基础，也不会走火入魔。



　　因为这原因，我觉得公众智识分子和人文学，就是传统所谓的文史哲，现代学术分工较细，应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宗教及文化研究等项目。虽然不是从事人文学专业，我们可以研究科学、研究企管、研究建筑、研究心理，也应该和人文学有关。人文学是认识和了解人本身（包括个人和群体）最贴切，而且最直接的学问。其实不必是人文学者，所有智识分子都应有人文关怀。正因如此，从公众智识分子的角度，我们必须强调接受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发展成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应该是继续的、持久的，而且是永远向前推进的，因为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方面的训练，还要关注怎样做人，要设法了解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心与天道的关系。如何把“学做人”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又无法一窥全豹的课题摆在跨世纪的文化脉络中来作进一步的讨论，是我今天的主要议题。

文化也可以是一种“添加价值”

　　首先，让我厘清一个观念，就是文化对话中的文化，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文化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根据一位文化人类学者的统计，至少有一百三十多种定义，因此文化是个不能一目了然的观念，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了两个层次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文化观念，我们有时不加以分疏，混为一谈。一个是通义，就是文化代表各种不同的价值，这是综合的理解；另外一种是专义，就是集中讨论，可和其他领域区分开来的文化。何谓通义呢？如果说中国文化，说新加坡文化，说《联合早报》文化，或《联合早报》编辑部的文化，从这方面来讲，是一种综合的，是要了解某一社团的总体气质或风貌。这里所指的文化不仅无法精确定义而且必有模糊性，但是我们对这类文化确有感知，有体知，能够综合理解。所以提美国文化，儒家文化，东方文化时，我们总有心知其意的熟悉感。

　　文化也有专义，专义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课题比较集中文化层面，而不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层面。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哲学之类，也就是中国大陆通常所说的上层结构，但我不接受上层结构的提法。我认为，如从这意义上来讲文化，它是有渗透性的，就是谈经济有经济文化，谈政治有政治文化，谈社会有社会文化，另外有一些精致的文化不能完全归约到经济、政治、社会的层面，但它是渗透在其他领域的内部。所以，讨论文化在我看来，可以是一种addedvalue，就是经济学所谓的“添加价值”。就是说，谈文化不是把其他东西都排除掉，单谈文化，而是在其他的问题都考虑了，却不够周全，还要把文化价值这一类软体的东西加进来。

学习语言文化了解民族精神面貌

　　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有一个同事朋友ChalmersJohnson，一般美国媒体把他说成是批判日本的首席专家。我们曾有好几次在一起参加学术辩难的机会。他总说，带了几分幽默的口吻，杜维明教授是个文化论者，所以谈的虚无飘渺，都是高层次的东西，大家也听不懂。我呢？所谈的是制度(institution)，制度这东西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可以到华盛顿向参议员游说，如果美国要向日本学习的话，就要学习日本的制度，像通产省，杜教授从来没有到华盛顿和政策执行者交谈，因为他如果向议员们说你们要认识日本必先了解儒家，那么所有的参议员都睡着了。所以文化是一种虚无飘渺，而且很难落实的东西，我讲的制度却是非常具体，而且确实可行。后来，他从柏克莱大学提早退休到圣地牙哥参加一个专门研究亚太经济的学院。那里面的经济学家很多，但是不像高希均先生，他们对文化因素不闻不问，掉以轻心。那些经济学家说：我们很欣赏ChalmersJohnson，因为他讨论制度，讨论实体的东西，不讨论虚无飘渺的价值，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对数学、计量经济、经济发展的理论非常熟悉，我们不把资源浪费在培养文化能力方面，因为那种做法是没有实效的，所以我们要培养一批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学习日文。ChalmersJohnson听了非常生气，他说你们不学日文怎么能够了解日本呢？而且公开申称他是个文化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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