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加强“绿色控制”能力，当前的侧重点，一是要建立绿色GDP统计系统；二是把环保作为干部考绩的重要依据；三是建立环境补偿机制。 


　　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经历过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1984年，国家已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们的“基本国策”。1994年，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 

　　1999年，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应履行的责任，写入了《宪法》。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真正形成，即“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全面提升，是近年来的事。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将环境保护摆上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需要一系列环保法律法规的支持。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制定并颁布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10多部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30多项环境法规，466项环境标准。近来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与《环境影响评价法》，是从发展的源头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两部法律。如果这些法律法规能得以真正全面落实，并在实践中逐步得以完善和修订，那样对社会、经济、环境综合协调发展将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而这正是环保总局的根本职责所在。 



　　“绿色控制” 

　　政府应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增加其“绿色控制”能力，引导全社会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环保工作有三个轮子：一是宣传，二是法律，三是技术。通过宣传来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通过法律来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惩罚，通过技术手段来制定环保标准、实现环境监测和改造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政府“绿色控制”能力，主要表现在法律和技术两个环节上。 

　　具体说来，当前政府的“绿色控制”，侧重点应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要建立绿色GDP统计系统，逐步替代传统的GDP统计系统。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单一指标，但在实践中，GDP这个指标几乎成了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这个指标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没有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成本纳入其中。例如病人愈多，医疗产业就愈发展，GDP就愈大，所以说GDP指标不是以人为本的衡量指标。绿色GDP指标，是扣除了环境成本后的经济增长指标，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当然，绿色GDP也并非只是在GDP上加上环保指标，还应包括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资源回收利用等诸多经济指标，这才是综合国力和人民福利的真实体现。中国若能率先建立并使用绿色GDP指标，那将意味着一场全面的制度改革，这也是对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把环境保护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保护环境与人口、资源一样，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干部政绩考核制度自然应当随之调整。早在1990年，国务院就提出要强化环境目标责任制。近年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但由于考核指标设定上存在的一些技术性困难，环境考核在干部任免考核制度中一直没有能全面落实下来。我们在考核干部政绩时，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保护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发展与保护仍然不平衡。要提高政府“绿色控制”的能力，首先要体现在对干部任免的“绿色发展”的考核基础之上。我们正与有关部门一起，对干部考核中的环保指标认真设定，预计不远的将来会出台实施。 

　　第三，要建立环境补偿机制。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为城市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发展地区做出了重大的环境牺牲。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初期，为了加快国家工业化体系的建立，需要将资源和财力集中到一些重点大项目上，对一些城市和区域实行倾斜性支持，这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国家财富总量已上升，就要关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不然会给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造成损害。从环境补偿机制角度看，我们过去强调“谁破坏谁治理”，现在更要强调“谁受益谁补偿”。也就是说，既要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明确环境补偿机制，更要建立区域间、城乡间的补偿制度。例如，不准上游地区砍树养羊，下游地区就应当投资帮助上游地区发展替代产业。对于生态脆弱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过剩人口，应当鼓励来下游创业，从根本上减轻上游生态环境的压力。再如，不准农村乡镇中小企业排污，城市就应当对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资金技术上的支持。城市还要积极支持农村发展优质高效的生态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从根本上缓解乡镇企业与保护环境的矛盾。另外，高消耗的富裕人群，要对低消耗的贫困人群予以补偿。要建立环境补偿机制，就要有全国整体发展的大局观念，就要有硬性的制度约束。政府要成为城乡平衡和区域平衡的中坚力量，不能助长局部利益的膨胀，不能助长社会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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