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国家的汇率制度从容易导致危机的松散盯住汇率转变为严格盯住汇率或浮动汇率。这种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下去，新兴市场国家尤其会如此。
　　近年来，在新兴市场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中，固定汇率或盯住汇率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危机包括：1994年底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和巴西危机；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危机；以及2001年土耳其的再次危机。没有实行盯住汇率的国家都能够避免这些危机，包括南非、以色列、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都避免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
　　目前，许多政策制订者都对开放资本流动的国家采用盯住而又可调整汇率（松散盯住汇率）提出警告，这一点＃不令人奇怪。这种认为严格盯住汇率与自由浮动汇率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是不可持续的论点，即两极论，或曰两极解决方式。不管你是否愿意，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在90年代，IMF成员国中实施中间汇率安排的国家的数量减少了，而采用严格盯住汇率和更为灵活的自由汇率的国家增多万（图1）。
　　两极论的倡导者们（包括我本人在内）也许夸大了这种观点的作用。关于汇率安排，正确的表述应当如下：对于向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而言，（1）一般的盯住汇率制度是不可持续的，除非它确是非常严格的盯住汇率制度；（2）可以实施多种形式的灵活汇率安排；（3）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汇率的变化。


　　开放资本流动的国家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汇率安排，包括从自由浮动汇率到多种形式较大幅度的爬行盯住汇率（在这种汇率安排下，中心汇率经常小幅度调整），也包括通过货币发行局、美元化（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采用外国货币作为法定货币）或成为某一货币联盟的成员国等政策承诺而维持的严格盯住制度。那么这些汇率安排不包括哪些形式的汇率制度呢？实际上，它不包括固定汇率、可调整的盯住汇率以及窄幅波动汇率制度，在这些汇率安排下，政府承诺保护汇率的特定价值（或价值幅度），但并不承诺将货币政策仅用于维持货币平价这一目标。
　　发达国家杯新兴市场国家
　　90年代，许多开放资本流动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汇率安排上已摒弃了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制度，一些国家转而采用更严格的盯住汇率，不过更多的国家实施了具有更大灵活性的自由汇率制度（图2）。
　　根据JP摩根和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的定义，全世界有对个国家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采用中间汇率安排的国家所占比例从64％降至42％。到1999年底，其中的历个国家采用浮动汇率，3个国家采用严格盯住汇率，形式是货币局或不设法币。其他国家采用的是中间汇率安排：5个国家采用爬行限幅浮动汇率，1个国家采用区间浮动汇率，1个国家采用爬行盯住汇率，7个国家采用固定汇率（图3）。自1999年底以来，采用中间汇率安排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少的趋势在继续，希腊从区间浮动汇率转而加入了欧元区，土耳其从爬行盯住汇率转为自由浮动汇率。
　　实施中间汇率安排的国家越来越少，这一趋势在90年代的发达国家也很明显，在此十年中诞生了欧元，而欧洲汇率机制已完成其使命。到1999年底，在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定义的发达国家中，一半国家采用严格盯住汇率制度，另一半几乎都采用浮动汇率。只有丹麦1个国家例外，该国以区间浮动的形式采用中间汇率安排。
　　经过一定时间的验证，松散盯住制度没有生命力，对于那些已经或即将与国际资本币切实现一体化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一点已为自从70年代初期以来的无数次货币危机所印证，这些危机表明，世界各国面临着一项“三元悖论”，即：一国不可能同时维持固定汇率、资本流动性和服务于国内目标的货币政策。
　　但是，政策制订者们看来不能可信地将国内货币政策用于保持一个固定的汇率这样一种目标，这是什么原因呢？虽然有一些特别情况，但其答案应当如下：如果改变汇率制度的短期收益大于其成本，而且政客们有机会来改变汇率安排，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改变汇率。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了解这一点。
　　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冲击可能会使名义汇率背离官方汇率的水平。因此如果汇率高估，要维持盯住汇率制度往往需要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和抑制资本的流出。如果汇率高估程度不大，所采取的政策行动不多，则形势大体L还能保持稳定。但如果汇率严重高估，那么所需采取的政策行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可能不具有可行性，对这种盯住汇率制度的攻击就很可能成功。
　　但是为什么不采取限制资本流动的政策，以使汇率免于受到破坏性的资本流动的影响呢？中国采用资本管制手段，避免了1997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马来西亚在1998年9月也实施了资本管制，并采用了盯住汇率，尽管对这些行动的影响较难进行评估，因为实施管制时这次危机的头一阶段已经结束，想要撤出的绝大部分资本已经抽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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