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表没有1978年及其以前的相应数据，但我们从计划体制下极其严重的“脑体倒挂”与平均主义现象的盛行可以推测出这一阶段的教育收益率应该比1988年更低。而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收益率在1995年较之1988年有了显著的提高，根据上面的推理，教育收益率的稳步提高说明我国在这一阶段中，功能性分配方式在社会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下降的是政治性分配方式的比重，二者几乎是一个等值互补的过程。根据我国社会分配政策的变动情况，我们将转型期中国社会分配方式的变迁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因为在这几个阶段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影响社分配格局的政策。（见下表）下表是中国社会分配的格局变动的部分政策根源。中国分配体制的变化 [④] 1978-19831984-19881989-19911992-1995分配体制改革1．农村中集体分配为主的方式被取代；2．城镇企业引入奖金和计件工资制。1．城镇企业的工效挂钩；2．农村生产要素开始共同决定农户收入。经济调整期，没有重要措施出台。1．劳动力市场决定工资的机制基本形成；2．多种收入决定机制同时并存。在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期内，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首先是在社会体制外进行的，即分配方式变革的起点在体制改革这个关键点上，当时的社会限于意识形态的桎梏，在体制内仍然保持了以政治性分配方式为主的特点。功能性分配方式的突破首先是在体制外实现的，即在体制外主要运用功能性分配方式为主，与体制内的政治性分配方式相结合而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内外互补的社会分配模式，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借功能性分配方式比重的增加来提高社会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进而提高社会生产力。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机制的不断渗透，以及市场意识在社会成员中的认可，功能性分配方式在体制内的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相应地政治性分配方式也被逐渐淡化（见下图曲线）。与此同时，在体制外，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方式中功能性分配一直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随着这种分配方式带来的日益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市场机制引入以来，各类体制外职工群体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1995年，以养老保障覆盖到体制外居民为代表的新的政治性分配方式正式运行为起点，也就是说，从1995年开始，体制外社会成员的分配格局中开始引入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政治性分配形式，政治性分配方式从无到有，其比重也逐渐增加。当然，随之伴生的就是功能性分配在1995年以后的减少。 转型期体制内外功能性分配与政治性分配方式比重的变化三、社会分配方式变迁与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分化不平衡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收入差距拉大成为催生、引发阶层分化的主要力量，其它影响社会地位的因素的作用往往为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所遮蔽，以致于在不少人心目中，社会分层等同于收入分层，阶层分化等同于收入差距拉大。针对这种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曾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相区别的理论，他同时认为，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的现象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政治分层差距的逐渐缩小。即从家庭出身、政治态度、政治身份将人们区分为不同社会阶层的现象，在社会转型中正在逐渐淡化。 [⑤]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性分配方式所占比重的逐步减少与功能性分配方式的增加，同时也说明经济收入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以致于其它分层因素的作用被忽视，经济收入正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中轴。一般来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间有较高相关性，经济收入成为分层中轴后，其它因素也与经济收入高度相关，故经济收入状况大体上可代表其所属阶层状况。因此，我们在此以社会成员的收入分层作为社会成员分层的依据应该不会造成结论性的错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有明显差距的深圳、合肥、汉川、镇宁四城市的调查结果 [⑥] ，我们可以发现前文分析的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向纺锤型变动的趋势。（见下表）不同区域城市收入与阶层结构比较 [⑦] 城市阶 层 结 构备 注层级百分比（%）层级(元)百分比（%）深圳(沿海特区城市)上 层1400以上200-399199以下83.14.72.2其中1,000元以上67.0 2,000元以上34.8 5,000元以上8.2 10,000以上2.5中上层18.9中中层46.1中下层32.4底 层1.6合肥（内地省会城市）上 层1400以上200-399199以下47.534.118.4其中1,000元以上5.6中上层16中中层37.8中下层40.9底 层4.3汉川(湖北江汉平原一小城市)上 层4.7400以上200-399199以下3.713.982.4 中上层2.4中中层10.3中下层82.1底 层4.5镇宁(福建山区一小城市)上 层0.5400以上200-399199以下4.39.885.9 中上层0.7中中层3.2中下层91.4底 层4.2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城市中间阶层规模的大小或人数的多少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高低成正比。仅从中中层看，上述四城市的人数百分比分别是：深圳46.1%、河北37.8%、汉川10.3%、镇宁3.2%。城市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即功能性分配方式所占比重较高的地区），其社会成员向中间阶层聚集的比例就越高。如果将中上层与中中层二者相加，他们的百分比分别是：深圳65%、合肥53.8%、汉川12.7%、镇宁3.9%。与此相反，城市的中下层和底层人数的多少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反比。从阶层结构看，四城市中下层和底层人数的百分分别是深圳34%、合肥45.2%、汉川86.6%、镇宁95.6%。从收入结构看，四城市较低收入层即月收入399元以下人数的百分比分别是：深圳6.9%、合肥52.5%、汉川96.3%、镇宁95.7%。月收入199元以下人数的百分比分别是：深圳2.2%、合肥18.4%、汉川82.4%、镇宁85.9%。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程度（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为改革开放程度）向深入发展，其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应的提高，不难理解，那是功能性分配方式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因为开放主要是在体制外进行的，开放程度高意味着体制外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如前所分析的，体制外又是以功能性分配为主要方式进行的，因此，上述数据实际表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以政治性分配方式为主，体制外的开放引入的功能性分配方式所带来的不仅是居民收入或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且导致了社会中下层或较低收入层人数的减少，社会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层人数的增加，从而使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化。在此可以认为我们的分析：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包含的分配方式的变化，即从政治性分配方式为主向政治性分配方式与功能性分配方式协同作用，所带来的是社会成员向中间阶层的聚集的趋势，使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稳定结构向纺锤型稳定结构转化，是正确的，中国正在沿此路径发展。当然，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以上趋势还不甚明显，我们还感觉不到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的存在，只是在社会开放程度比较高的（或者说功能性分配方式所占比重比较大的城市）稍明显一些，这是由于在中国当前的社会分配方式中，政治性分配方式所占的比重还比较高，功能性分配方式所占的比例还未达到形成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的比例，但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将功能性分配方式的比重强行提高到足以形成纺锤型稳定结构所需的比例。如同社会转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转眼间就实现一样，分配方式的转变也离不开其它相关社会条件的成熟，否则强行提高比例的结果只能引发新的阶层矛盾，并上升到主导地位，政治性分配方式将再次被引入，如此，真可谓“欲速则不达”。应该说，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政治性分配方式所占的比例已降至接近整体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底限，这显然与中国长期的政治性分配方式占主导地位有重要的关系。显然，社会分配方式从政治性分配方式为主向功能性分配方式与政治性分配方式协同作用的大转变还有很大的空间，随着社会成员心理的成熟与对市场体制的逐步适应，必然造成社会成员对政府（体制）依赖性的下降，当前中国地区间对市场的适应性差异及功能性分配方式所占的比重差异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也表明，中国社会分配方式调整的空间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分配方式中，功能性分配方式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政治性分配方式进一步减少，伴随它的是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的崛起，社会阶层结构将以纺锤型稳定结构代替金字塔型稳定结构而存在。参考文献：1．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转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郑杭生、李强.社会运行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3.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刘祖云.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5．李强. 关于中等收入层问题的研究[J].管理世界.1992.66．李强. 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J].社会学研究.1997.47．李培林、张翼. 消费分层：启动中国经济的重要视点[J]. 中国社会科学.2000.18．郝大海.市场转型中社会分层变化的理论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29．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分配再研究[J].经济研究.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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