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切经济形式的最终目的，都只能是指向“民有、民治、民享”

给非公经济创造财富的机会，给非公经济市场主体地位，给非公经济公平待遇，给非公经济竞争的自由，也就是给人选择偏好的自由，也就是给人选择规则的自由，也就是给人选择社会形态的自由，也就是给人选择政府管理方式的自由，也就是给人以自由。自由的意义在于不同的个性都得到张扬，它们都有一样的表现机会，市场是提供个性张扬最好的舞台。我更愿意承认在当下的中国，无论非公经济还是公有制经济以及其他一切经济形式，都是因为人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所以，让市场去选择和决定各种经济形式的命运吧，让消费者去决定它们的生死存亡吧。如果说计划经济是“有民、有治、有享”，我不能不说市场经济是“民有、民治、民享”。基于这个意义，不能不说“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的叫法，仍然没有完成形式上的最后一点革命，但是就内容上来看，可以确信政府和民间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我本人更倾向于将个体民营等“非公经济”叫做“民有经济”，一个国家只有“民有经济”健康发展了，才有可能达成将来的“民治、民享”。回顾外国历史，完全是那些叫做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卡内基（美）、摩尔?福特（英）、皮尔?卡丹（法）、金克雷?伍德（加）、岩崎弥太郎、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日）、李秉哲、郑周永（韩）的民营企业家，一手撑起了发达国家的巍巍大厦。回顾中国历史，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外国人最先在中国引入的，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个企业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那时我国还是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不承认任何企业的主体地位，是外国商人和外国政府强迫我国承认了他们的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强迫我们承认和接受市场交换法则。自那时起，因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古老土地上的刺激，我国官方为了和洋人争利，创办了第一批官办企业，这种企业可能更接近于今天的国有企业；最先在外国企业“洋行”里做事的华人高级职业管理人才，当时叫做“华经理”，背负着“买办”的恶名，一点点积累资本，最后他们很多人脱离开“洋行”，在自己的土地上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那时更有许多先知先觉的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他们或者是官或者是绅或者是取得了显赫功名的读书人，毅然放弃了几千年的生活习惯，投资办厂为国家堵塞漏卮。经过多少次激烈的市场竞争，无不证明民营企业是最具生命力的企业，官办企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岁月经历了千回百折，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又迎来了她的第二春，中国又迎来了她的大历史。那些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或事业家，共同参与谱写了中国历史辉煌灿烂的一页，他们在不很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下，辛勤耕耘，不断创造、发明，他们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文明，他们接受市场经济观念，他们很多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富翁，更是精神的富翁！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们创造了许多工厂，出于自然竞争的需要，他们有的创办了各种学校，不仅仅是职业技术学校，有的甚至是有质量的大学，他们有的发起创立了全国性的赞助清寒学子的基金会，他们有的创办了全国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他们有的创办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杂志，他们成了主流社会的中坚。他们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有的捐过飞机，有的生产军用物资，和官办企业一样从容赴难，有的做出了官办企业所不能有的牺牲，为什么要对他们歧视呢？为什么？这是历史的误会和悲剧！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不朽的英名：张謇、荣宗敬、荣德生、吴蕴初、卢作孚、周学熙、范旭东、张元济、陈嘉庚、张伯苓、晏阳初....... 这些中国历史上的财富英雄，凭着尊重商业社会发展规律的直觉，知道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多么重要，他们人数上的分布规律，已经揭示了关于国富的秘密。大半的企业和事业集群分布在租界和东南沿海、沿江一带，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法律制度环境，是租界外和内陆人治社会没完没了的潜规则永远无法望其项背的！给非公经济一个公平竞技的舞台，他们就可以再度扭转乾坤！年广久、鲁冠球、刘永好兄弟、柳传志、张继升、孙大午.......人无完人，但一个比一个壮观，财富理想的精神花朵竞相开放，非公经济的多姿多彩必然使中华大地春天长在。希望在《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所有中国人都能够尊重历史，尊重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的伟大创造，永远不要再发生仇恨私有制，仇恨财富的大悲剧。私有财产权是天赋权利，永远不可以削夺或限制，否则文明的基台必然崩塌，人类将堕入地狱。200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将作为中国“财富选民”的“福音书”永载史册，将引领我们从“免于匮乏的自由”走向“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国将迎来新边疆和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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