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重效益轻收入，努力克服“三高一低”，坚定地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
　　当前，不少医院领导总爱攀比医院业务收入，在统计中过分看重了业务收入的增加和增速，但是“收益”并非“效益”。有的医院收入数千万元，但年终决算的仅结余百多万元。有的医院虽然年业务收入低，但结余却超过收入高的医院。究其原因，前者是“高收入，高支出，高成本，低结余”。收入中“含金量”低，药费占58%以上，临时工工资支出连年翻番，钱如流水一样从医院东门进西门出。如此收入越高，医院越无益处，社会负担越重、人民越发不满。因而，在政策导向上，我们要求医院建立完善系统的效益指标体系，定期统计分析门诊人次平均费用，住院日平均费用，职工人均创收，每百元固定资产平均创收，每百元业务收入需人员经费总支出，固定资产增值率，药费占业务收入比，收支比等效益指标。
3.2　重效果轻价格，抓紧解决“三多一少”，尽快使医院从高负债经营走上收支平衡的道路上来
　　在改革过程中，不少医院通过集资、贷款、合资经营等多种模式，增添了大型设备、仪器或修建了病房、门诊楼。投资较早的医院可能已经清贷减负了，但是仍有不少医院至今仍是背着沉重包袱、高负债经营，特别是一些经营不善，设备维修频繁的单位，现在仍是处于“投资多、还债多、消耗多、回报少”的状况中。NMR、CT刚出现时，成本高、收费价格高；后期，这些设备已完全充斥于市、县级医院，导致竞争，价格下滑，甚至利用回扣、赠物等非法手段拉病人或医疗技术滥用，导致超额服务和费用暴涨。当前，医疗制度改革公费医疗限额，对其是当头一棒。因此，近一时期来不少医院竞相在价格上做文章，时而引导病人高价消费(特别是开进口药，创造新需求项目上)；时而削价争抢病源，几近“倾销”，都为的是在医疗制度改革后多占一些“市场份额”，把工商企业的经营方式引入医疗改革固然是不错，但是若不从重医疗效果、社会效果上着眼入手，单凭打“价格战”，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院的经济收入问题。要从提高大型设备检查阳性率中提高治疗质量，让病人有个满意的医疗效果；要从减少设备投资成本、使用成本和维修费上降低设备经济寿命周期成本(life cycle cost)，压缩医疗费用。病人担心医疗费用定额后，医院为了避免超支自负，会减少必要诊疗项目或尽选价廉质劣药品，进而降低医疗保健水准，影响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此，有不少地方建立了社会监督制度、卫生部门检查制度、医院自律制度。但是抓紧建立社区卫生服务和双向转诊制度和体制，才是关键政策导向。尽快克服当前大医院治小病，小医院(实为个体诊所，工矿驻社会办医医院等)治重大疑难病的反常现象。只有大医院提高了重大疑难病症的占床率，才能充分发挥大医院的卫生资源效应，提高大型仪器设备使用率、开机率、阳性率，进而提高医疗效果和经济收入，为此才能从根本上尽快使医院清贷还债，减负减压，收支平衡，使医院经济走入良性惯性运转轨道上来。


3.3　重科学管理轻粗放经营，抓紧单病种管理和成本核算，逐步实现依病种结构收费的合理付费办法
　　1983年10月1日，美国医院的收费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占医院总收支40%的Medicare，改变了以前按病人治疗过程实际消耗收费办法，开始按由468个诊断相关疾病组(DRGs)组成的疾病分类系统为统一标准进行收费。其后，不少国家地区，包括我国台湾省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尽管当前国内尚不具备开展的条件，但是，我们的管理者必须清醒认识到，医疗制度改革后，医疗费用的筹集、支付、价格管理已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远非卫生系统一家所能左右或决策的。领导只懂医疗技术不行了，同时还要会抓经营。如果说我们现在抓经营了，那也仅仅是一种粗放经营，必须尽快过渡到科学管理。从大方向上讲，收费改革的趋势应当是按病种结构收费。为此，须尽快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一是探讨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诊断相关疾病组，同时统一某一特殊病症或一组有明显共性特征的疾病分组办法、诊断标准和疗效判定标准；二是研究制定各组病症的基本诊疗收费标准、成本核算；三是实践摸索新的收费方式，包括按成本收费—资金预付制；保险金额定比及赔偿办法等等。在成本核算方面，鉴于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极大，各省应自行开展多病种结构的成本效果分析(CEA)和成本效益分析(CBA)，国家可在各省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制定单病种管理及其成本价的范围，指导全国医疗机构尽快实现依病种结构收费的合理收费办法。
3.4　重长远目标轻眼前利益，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认真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医疗费用新模式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仍然是带有公益性的福利事业，单纯从卫生事业自身利益需求去要求政府和社会适从是不客观的。首先，医疗卫生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部分，局部必须服从全局，靠医疗市场化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待遇行不通。反过来，靠政府补偿机制实行全福利医疗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医疗费用必须控制在各个时期国民收入、物价、消费水平的相对适当量上。如何掌握这个量，我们在卫生部人事司1992年4月编印的《卫生管理科学培训班论文汇编》中提到了《论编制医院价格指数的必要性及方法》，从微观管理的角度，探求一个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市场行情的医疗费用价格指数，使之成为政府、人民、医疗机构三方都能认可的医疗费用适当量。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从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看，医疗必须走向福利性与盈利性分工、分家、双轨式的道路。国家掌握少数大医院为低收入人民解决更多医疗福利，而社会办、民办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特需的高层次服务的高消费医疗需求，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能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又能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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